即便其名称中未含有法的字样，亦不能以名害实，因为它叫决定就认为它不是法律。
《监察法》草案除规定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可以在移送检察机关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建议、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被调查人、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机关等原由侦查部门行使的侦查职权与履行的侦查程序外，其规定的补充调查机制更加表明了调查与侦查在内容上的一致性。换言之，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与原职务犯罪侦查程序的预设功能一致，皆为收集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行为、犯罪行为轻重的证据，以达成查明犯罪事实之目的。
参见陈卫东：《转型与变革：中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为此，应明确规定监察机关调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14]随着诉讼职能分工的不断细化，侦查职能从公诉职能中分离出来，由侦查机关直接或间接行使。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退回补充侦查是指对那些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遗漏罪行和其他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能影响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案件，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进行补充性侦查。
参见前注[8]，熊秋红文。[12]同时，制度建设也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采取既确保反腐败斗争的效果又兼顾被调查人获得法律帮助权的方法。第一条第八款第十六项：制定规则，组织、武装并以纪律约束民兵，统辖民兵中应召为联邦服役的部分，把任命军官和按联邦议会制定的纪律训练民兵的权力保留给各邦。
第八条：一切战争费用，一切为建立共同国防和提供普遍福利而出现的其他费用，以及邦联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同意支出的费用，均从共同财库中支取，财库来源，由各邦按其全部土地价值分摊，包括授予和测量后分给任何个人的土地，邦联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将定期制订办法，任命人员，对土地、房屋和改良增值作出估价。它的真正职责是，解释宪法确实所授予的权力的性质、范围和运用，而不是在实质上创造它们。而且，他还说，在美国的法律理论当中毫无疑问存在一种自卫——不仅仅只是为了保存自身而自卫，还包括为了保卫私有财产的自卫——的权利，问题是这种自卫是否一定是指武装自卫。这一案件的实质争议是，事实上具有禁止效果的枪支管控措施是否符合宪法第二修正案？ 在最高法院判决前的几个月，马克·图什内特就指出，不论法院最终作出何种判决，围绕第二修正案的宪法争议仍将继续。
同时，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也并非不受限制。〔[55]〕 （二）Miller案：一个先例？ 在那个学者们认为最高法院的宪法实践主要是解释自己的先例的时代，Heller案却为法院提供了创造一个全新判例法的独一无二的机会。
2000年，全美共发生各类枪支暴力事件62万多起。该地的一名合法配枪警卫Dick Heller由于居住在犯罪率高发区，出于自卫目的向特区政府申请在家拥有手枪的许可，但遭到拒绝。Heller案为我们考察第二修正案的历史和法理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切入点。〔[53]〕这也一个典型的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保障及其限制的问题。
〔[104]〕拉科夫则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推理路径。埃徳蒙·摩根称之为在权力上有名无实的政府。因为制宪者认为其毫无价值。没有人民的同意，这份宪法草案不过就是一份建议，就是没有任何的权威一纸空文。
〔[189]〕由阿利托大法官撰写的法院多数判决认为，Heller案认可了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出于自卫而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而第十四修正案则吸纳了这一权利。〔[13]〕 然而，革命胜利不到十年，许多年轻的共和国领袖就开始担忧联邦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50]〕那么，根据这种分析路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制宪者在制定第二修正案时关注的重点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持枪问题，而是民兵问题，修正案的重点是序言性条款而非实施性条款，亦或者我们还可以更大胆地推测，在制宪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序言性条款和实施性条款之分，那是一个单一完整的条款。第四，与其他权利一样，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也并非不受限制。
斯卡利亚对Miller案的解释也好不到哪里去。新宪法的另一个普遍目的是促进普遍福利。实际上，制宪会议记录此后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30年后的1819年才由当时的总统门罗下令解密出版。〔[28]〕法院多数意见判决书由著名保守派大法官、宪法原意主义解释方法的旗手安东宁·斯卡利亚撰写。为了对序言性条款的目的做一个解说性的对比，宪法学家罗伯特·利维和威廉·梅勒写道： 想象一下，如果第二修正案说，保证一个州的自治，必须有一支受到良好教育的选民，不得干涉人民持有和阅读书籍的权利。法院的所有工作，以至说所能做的所有工作不过就是宣布它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判断。
〔[16]〕对中央集权体制的长期怀疑促使《邦联条例》的制定者拒绝授予邦联国会任何实质和有形的权力。如果只有出于合法目的才能持有武器，而合法目的又受制于传统，那么法院只需通过宣布什么目的是传统的，因此也是合法的，就能够随意地决定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第三种是弊端规则，其内涵是制定法是为了弥补普通法的弊端和缺陷，因此，法官解释制定法时应了解该法制定前的普通法是什么，了解普通法未曾克服的弊端是什么，如此便知制定法的目的和意图，法律解释也会有的放矢。John R. Lott，Jr.，More Guns，Less Crime：Understanding Crime and Gun Control Laws，3rd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10]〕 Keith E. Whittington，Interpose Your Friendly Hand：Political Supports for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Review，99（4）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3，586（2005）. 〔[11]〕 关于对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守护者问题的研讨，可参见Mark A. Graber，Dred Scott and 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al Evi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2]〕 法院意见以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为第二修正案的讨论作结：和大多数权利一样，受第二修正案保障的权利并非是不受限制的。
第一条第八款第十四项：制定陆军和海军的统辖和管理条例。如果说保障内部安宁是宪法的一个核心目的——不论制宪时还是现如今——那么，宪法的任何一部分——包括第二修正案——都没有理由违反它。
由此出发，所有的二手资料都应当经过历史研究的辨析，历史文献间差异的解释也应当获得足够的重视。这样一种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不仅在文本语境和历史背景上具有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为拥枪派和控抢派之间的建设性张力提供了缓冲的渠道，以便在允许对持枪权进行合理规制的同时给予这一公民权利以强力的宪法保护。任命其中一人主持，但在任何三年内，任何人不得主持工作超过一年。在Miller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判决两人因运输违反合宪的1934年《全国枪支法案》的武器而有罪，并发回重审。
宪法赋予联邦国会和总统的权力足以让联邦拥有削弱，乃至摧毁州民兵的能力——国会不仅能征召各州民兵应付某些紧急状态，总统还能够命令民兵交出州给他们装备的武器，甚至国会可以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武装征召来的民兵。〔[77]〕 对于这类序言性条款，图什内特还列举了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同时代州宪的例子——178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宪法。
具体而言，一边是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宪法公民权利，另一边是公共安全的政府利益，而所谓的利益衡量实际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主义策略。Mark Duggan，More Guns，More Crime，109（5）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6（2001）。
斯卡利亚继续引用Miller案的判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此时拥有或使用这种短管霰弹猎枪与维持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或增进其效率有任何理性联系，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第二修正案保护持有和携带这样一种武器的权利。既有宪法审查存在，解释宪法则诚属必需。
另，学界在传统上一般将state译为州，尹宣先生译为邦，从学理上讲，也未尝不可，但为行文统一，除去文中直引尹宣先生译文部分，全文一律译为州。〔[22]〕很多学者也认为，制宪者对人民的自卫权以及以此为目的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深信不疑的。〔[127]〕 See Robert Clinton，Classical Legal Na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John Marshalls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33（4）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935，954－955（2000）. 〔[128]〕 Id.，p. 955. 〔[129]〕 [德]萨缪尔·普芬道夫：《论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祝杰、韦洪发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因为在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没有常备军，自卫是天赋人权，甚至是良善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几乎所有男子都是民兵，理所当然都持枪。
斯卡利亚认为，在性质上，第二修正案分为两个条款。第二修正案的文本已经带来了诸多混乱。
〔[80]〕 同上注，第172页。事实上，最高法院在多数判决中已经拒绝了由布雷耶大法官提出的利益衡量模式，而且很有可能会同样拒绝对于明确列举的宪法权利而言过于宽松的合理审查标准。
通过适时地遵循Heller案，McDonald案仅明确吸收了出于自卫目的而在家拥有手枪的权利。语言游戏的规则就是语法，这种语法并非如传统的语言本质主义那样具有一成不变的规定性，语法规则只是描述语言游戏，但不规定语言游戏，也就是说语法总是随使用主体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流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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